徐昭峰
【摘 要】中原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东西、南北文化在此交汇、碰撞,不同族群在此交流、融合.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适中的气候,使得多元性农业经济在中原地区并存发展.中原地处黄河中游,这既使其免遭史前洪水的极大破坏,又将其推向治理史前洪水组织中枢的位置.正是中原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的诸多有利因素,决定了中原地区的先民最早走向文明,建立国家. 【期刊名称】《古代文明》 【年(卷),期】2010(004)003 【总页数】6页(P68-73)
【关键词】中原地区;夏朝;国家起源;地理因素 【作 者】徐昭峰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11602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2
史前时期，幅员辽阔的今日中国境内以高山、大河构成几个大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并形成了多个文化区系。如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北方地区以兴隆洼文化为代表，中原地区以磁山——裴李岗文化为代表，南方地区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期，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盛极一时，黄河中游地区有今日陕西境内
前后相继的半坡类型文化和庙底沟类型文化、今日山西境内的西王村类型文化以及今日豫中地区的大河村类型文化。处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为大汶口文化。南方地区长江下游则有马家浜群体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达地区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和环太湖流域，有黄河中游今陕西境内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今山西境内的陶寺文化和今河南境内的王湾三期文化，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环太湖流域发达的良渚文化。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时期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最为发达的几支文化，但在从史前部落转变为国家的过程中，何以唯独夏部族代表的河洛地区中原王湾三期文化能在激烈竞争的局面中脱颖而出建立国家？学者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多从战争和洪水等方面探寻其最根本的内在动力。本文认为，夏国家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历史的、政治的、环境的等诸方面的因素，战争和洪水是其催化剂，但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决定了生活于这片热土的夏部族最早走向文明，建立国家。 一、四方文化交汇碰撞之地
中原地区处于今日中国版图的中心，正所谓天下之中。《史记·周本纪》载西周国家营建洛邑的原因，即提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优越地理位置。河洛地区地处黄河中游，同时为西部的黄土高原和秦岭山地向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一直以来都是南北文化交汇、东西文化碰撞的中心区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地域为四方会聚之地，也是诸族、邦国冲撞最激烈之地，这使得中原地区最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因素，1 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而这毫无疑问加速了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远在旧石器时代，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即是南北文化交汇之地。如有确切地层关系的洛阳北窑旧石器时代遗址，石制品在剖面中连续分布，说明在距今10万至3万年期间，这里一直是古人类活动的场所。北窑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南北旧石器文
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先生通过对石制品的考察认为，该遗址的石器制作技术具有明显的南方旧石器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石制品的形态则属于北方旧石器文化传统，正是南北旧石器文化交汇于此的反映。2 安亚伟等：《洛阳北窑发现旧石器遗址》，《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7日第1版。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既有南方的大型砾石石器，也有北方的石片石器和小型石器，3 李占扬等：《河南许昌灵井发掘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23日第1版。同样说明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即处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处。
进入新石器时代，社会生产的发展，伴随着对资源的争夺、人口的流动，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与主要分布于冀中南地区与之同时期的磁山文化有太多的共性，以至于有学者将这两种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来看待，称之为“磁山·裴李岗文化”。4 李友谋：《裴李岗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9—20页。同时，裴李岗文化也与西部关中一带的老官台文化、5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东部山东境内的后李文化有一定的交流，相互影响。6 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3—135页。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与邻近地区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和深入。中原地区的大河村文化西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遇于豫西一带——在洛阳一带该时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有这两种文化的因素，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4页；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编：《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北与后岗——大司空类型文化交汇于豫北地区。新乡地区是这两种文化发生碰撞的集中区域。该地区的大河村文化深受后岗——大司空类型文化的影响，文化面貌复杂。8 新乡地区文物管理委员
会等：《河南新乡县洛丝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72—373页。大河村东与大汶口文化交流，两文化互有大量对方的文化因素，而且在中原一带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和大量遗物。9 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156页。学者们多认为这是大汶口文化人类的一支向中原地区迁徙的反映。10 中原地区大汶口墓葬如大河村M9，资料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91页；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大河村文化南延至南阳地区，与相近的屈家岭文化有广泛的联系，在中原地区发现大量该时期屈家岭文化的遗物。11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4—107页。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即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与山西境内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山西境内的陶寺文化之间的交流及相互影响广泛而深入，集中的体现即分布于陕、晋、豫三省交界处的三里桥二期文化。12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16—117页。三里桥二期文化处于这三种文化的交汇处，内涵复杂。研究者多认为三里桥二期文化是这几种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8页；向绪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9页。同时期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有许多共同的器类。14 后岗二期文化遗址主要有安阳后岗、大寒南岗、汤阴白营、邯郸涧沟和龟台寺、磁县下潘汪等。王湾三期文化遗址主要有洛阳王湾、锉李、西吕庙、孟津小潘沟、禹县瓦店、临汝煤山、登封王城岗、郑州旮旯王等。注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75页；向绪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第223页。王湾三期文化中具有礼器性质的陶器主要
来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15 李仰松：《王湾遗址有关学术问题的探索》，《洛阳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8—91页；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与影响》，第156—173页。同时，王湾三期文化深受南方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影响。1 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张绪球：《屈家岭文化》，第96、107页。在王湾三期文化中，鬲和双耳或单耳器等来源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和三里桥二期文化，与后岗二期文化相同的器类有高领瓮、双腹盆、斝、罐、鼎等，鬶、甗、黑陶高柄杯、子母口器等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高柄杯、筒形刻槽盆来源于屈家岭文化。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由于其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处于南北、东西文化交汇贯通的核心地区，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融汇，使得生活于此的先民可以吸收各种文化中的先进因素，这不仅极大促进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反过来又以其先进的生产力影响周围的文化和集团，逐渐形成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文化辐射。 二、多元性农业经济聚集之地
以河洛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处于黄河中游，河网密布，环境适宜，气候适中，从新时期时代早期开始农业就极为发达。
远在裴李岗文化时期，以河洛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处于全新世气温上升时期。从裴李岗、莪沟、水泉、石固等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2 张居中：《试论河南省前仰韶时代文化》，《河南文物考古论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页。和裴李岗遗址常见的所谓“周原黄土”提供的信息，可以判定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气候条件温暖湿润，气温和降水量均高于现在，极适于农业的发展。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河洛一带，存在着以粟为主的北方粟作农业和以水稻为主的南方稻作农业两个经济类型。粟类作物在许昌丁村、新郑沙窝李和郏县水泉等遗址均有发现。与裴李岗文化同时期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88个窖穴
中储存的粟多达5万公斤。3 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米籽实和稻壳印痕，经鉴定，这些炭化稻既有野生稻，也有栽培稻。根据研究结果，贾湖遗址发现的水稻，是一种尚处于籼、粳分化过程中的、以粳型特征为主的、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稻种。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90页。关于水稻的起源地，有华南说和长江中下游说，5 华南说如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长江中下游说如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农业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陈文华：《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但毫无疑问，舞阳贾湖出土的水稻源自南方。
进入仰韶文化时期，以河洛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农业更为发达，农业生产工具大量增加，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粮食种类也有增多。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磨制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数量均大幅增加，其中用于收割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增多，说明粮食收获量的增加。与此相对应，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提高，如在洛阳锉李遗址发现有用于灌溉的水渠。6 洛阳博物馆：《洛阳锉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此外，粮食的种类增多，而且进一步推广。除上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粟、水稻外，在仰韶文化大河村遗址中还发现有高粱。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71页。水稻的种植继续向北推进，在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渑池仰韶等遗址均发现有水稻遗存。8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高崖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进一步发展，表现在农业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提高。考古发现证明，此时期的中原地区，不仅进入了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有些地区甚至进入了犁耕农业阶段。家畜种类和数量的增多，也是农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反映。
该时期水井开始出现，1 洛阳博物馆：《洛阳锉李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临汝煤山遗址1987—1988年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一些水井用于农业灌溉，是农业进步的另一个标志。在渑池县班村龙山文化遗址中，浮选出大批炭化粟的籽粒。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班村龙山文化遗址还发现有炭化的小米籽粒。3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第9页。同时，仰韶文化时期开始的、经由河南西向陕西传播的水稻种植在龙山文化时期进一步推广，而粟这种粮食作物在龙山文化晚期也开始向东传播，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1座窖穴中发现的1立方米的粟是其明证。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85页。
正是因为中原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适宜农业发展的气候条件，使中原地区成为北方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聚集之地，以及向外推广先进农业的聚散地。在此基础上，进入夏代，中原地区的农业更为发展。新密新砦遗址浮选出了小麦、水稻、谷子和豆类，5 高江涛：《新砦遗址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4期。洛阳皂角树浮选出粟、黍、小麦、大豆和水稻。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35页。高度发达的农业成为支撑夏王朝快速发展和急速扩张的坚实经济基础。 三、治理史前洪水的组织中枢
根据历史传说、文献资料，结合环境考古资料，史前的大洪水是存在的。关于大禹治水之事，许多先秦古籍均有记载。7 先秦古籍如《诗经》、《尚书》、《墨子》、《论语》、《孟子》、《国语》、《左传》、《楚辞》、《山海经》、《荀子》、《韩非子》、《管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均记载有大禹治水之事。
有学者对不同气候指标高分辨率的全新世气候记录分析表明,我国在距今4200至4000年间气候发生了突变,这一气候巨变具有全球性,而正是这种气候突变可能导致史前异常洪水的发生。8 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纪研究》，2005年11月，第25卷，第6期。从地质资料看，远古时期，黄河在其下游流经的广阔地区曾多次改道，形成了多道贝壳堤。据测定，距今6500——4600年黄河从河北平原入海……距今4600——4000年……(黄河)改道从苏北平原入海……距今4000年前后，则又改道从河北平原入海。9 王青：《试论华夏与东夷集团文化交流及融台的地理背景》，《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这说明史前大洪水是客观存在的，否则，黄河不会屡屡改道。同时，辽东半岛临海地区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考古遗址的资料显示，该时期的遗址分布所处海拔均高于此前的文化遗址，表明此一时期海平面的上升，也当是气候异常洪水发生的一种反映。10 这类遗址如大连市烈士山和小磨盘山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资料见安志敏：《记旅大市的两处贝丘遗址》，《考古》，1962年第2期；东沟大岗遗址东北5里的双山顶部和西南7里徐坨子柞木山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资料见辽宁省博物馆：《辽宁东沟大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4期；东沟石佛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资料见许玉林：《辽宁东沟县石佛山新时期时代晚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8期。而目前洪水迹象在考古学上最直接的例证是河南辉县孟庄龙山城址的发掘，发掘者认为：“最能表明孟庄龙山城址毁于洪水的证据是西墙的中段，该墙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已探出部分15米宽，从已发掘的T128看，原有的龙山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掉，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1.5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陶片。”11 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中原地区同时期已发掘遗址中有明显遭受洪水袭击现象的还有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山西陶寺龙山城址，黄
河上游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1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8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赵青春：《新砦期的确认及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通讯》，第3期；叶茂林等：《民和喇家遗址发现地震和洪灾新证据》，《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15日，第1版。种种证据指向史前大洪水的发生是一种历史事实。
学界对这场洪水对夏王朝建立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俞伟超先生曾说：“4000多年以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应该是历史事实……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地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1 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发掘城子崖遗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贺信》，《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王巍先生有大致相同的分析。2 王巍：《自然环境变迁与史前文明演进》，《光明日报》，2003年12月11日，第3版。童恩正先生也认为：“从大量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的第一王朝——夏王朝的建立,确实与水利有密切的关系……从史实看来,中国国家权力的形成,极可能与防御和集体的水利事业有关,亦即与控制集体劳动的人力有关,而与土地所有制没有直接的关系。”3 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缪雅娟先生认为，原始社会末期的滔滔洪水，不仅为夏部族的崛起提供了契机，而且为夏王朝的建立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夏部族因洪水而首先崛起，又因治理洪水加之战争等手段完成了由部族向国家的转化。以治水为契机，又通过治理洪水及战争等方式建立和完善国家机器，这就是中国文明形成的直接原因或动力，也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
主要特点或模式。4 缪雅娟：《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思考》，《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总起来看，正是中原地区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免遭史前洪水的极大破坏，同时又将其推向治理史前洪水组织中枢的位置。史前洪水在推动夏国家建立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这场洪水直接毁灭了原本高于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发展水平相近的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原本多元多中心的发展格局变为多元一中心。其二，由中原地区先民主导的治水工程不仅使得中原地区的文化持续发展，而且由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重要劳动力均归大禹为首的集团统一调配使用，使得该区域内原本较分散的氏族部落迅速产生了向心力，最终确定了大禹所属的夏后氏部落的核心地位和领导地位，并由此实现了部族向国家的蜕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古埃及国家的产生与尼罗河洪水的治理有关；而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国家机构组织的出现，也是与引水、用水的需要和斗争有关。5 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其三，治水使得原本通过社会分化和战争而形成的金字塔般的统治关系和统治秩序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史记·夏本纪》云，（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这段话即反映了参加治水人员的层次。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统治秩序是大禹治水之前已经存在的，治水工程仅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秩序。高高在上的是禹，所有参加治水的人都需听命于他；诸侯是次一级，他们是邦国首领或部落首领；百姓又次一级，应是社会分化形成的新阶层——贵族或者说奴隶主；人徒是最低一级，包括社会分化形成的贫穷的氏族成员——自由民和奴隶，他们是治水的主力军。 结 语
正如有学者所言，新时期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处于气候、地形、纬度的过渡带，因而具有多重过渡性特征及其边缘效应，其可耕、可牧、可渔、可狩的景观生态条件，
有利于多元性农业经济的发展，发达的水系与其他众多沟谷、道路共同构成密集的景观廊道，有利于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传递，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从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关系角度分析,生态过渡带的易变性特征也会导致人地关系不断发生冲突，又不断走向协调，从而有利于增强社会系统的活力。1 宋豫秦、虞琰：《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
东西、南北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交汇、碰撞，不同族群在中原地区交流、融合，不仅促进了中原地区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形成了中原地区文化的核心地位和其文化的辐射效应。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中原地区成为气候、地形、纬度的过渡带，由此形成的优良的景观生态条件，使得多元性农业经济在中原地区并存发展，使中原地区免遭史前洪水的极大破坏，同时又将其推向治理史前洪水组织中枢的位置，这一切奠定了夏国家形成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龙山文化时期，山西境内的陶寺文化同样极为发达，它有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城址、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观象台基址以及大墓等丰富的文化内涵，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说明该区域已跨入了初级国家的门槛。但陶寺文化的发展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当中，这集中反映在族群的内耗上。陶寺遗址的发掘表明，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取代早期城址不是孤立的现象，到了陶寺文化晚期，陶寺文化的中期墓葬遭到了全面的捣毁和扬尸，不仅如此，晚期出现了毁宫殿、扒城墙等更为激烈的破坏行为，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正是这种内耗最终
导致了陶寺文化的衰落。关于陶寺文化，更可能是陶唐氏文化4 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存》，《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页；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3页；田昌五：《先夏文化探索》，《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06页。或有虞氏文化，5 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学者们多倾向于陶寺城址即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所在。陶寺文化的衰落和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持续发展，以及上述诸多因素的聚合作用，最终促使大禹所属的夏后氏部落实现了部族向国家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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