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

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对

宋诗的渗透与启示

周裕锴

内容提要 宋诗人提倡的“以俗为雅”，一是指题材的世俗化，与禅宗多举日用事的宗教实践观有关；二是指语言的通俗化，理词俗语人诗，其根源来自禅籍俗语言风格的启示。宋诗受禅籍俗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仿拟禅宗偈颂的语言风格，并由此而推崇摹仿王梵志和寒山类似偈颂的白话诗。禅籍俗语开拓了宋诗的语言材料，使诗歌产生谐谑的趣味和陌生化的效果。

关键词 宋诗 禅籍 俗语言 偈颂 王梵志 寒山

在宋代诗学中有句流传甚广的口号，即“以俗为雅”。首先提出“以俗为雅”的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

（1）（卷六七）

黄庭坚《再次韵（杨

明叔）·引》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2）（卷一二）黄庭坚此诗作于绍圣四年（1097），苏轼此跋无准确编年，但他喜好陶、柳诗是晚年南迁之后的事，所以此跋亦当作于绍圣年间（3）。此外，陈师道《后山诗话》载：“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

（4）（卷二六引）

梅尧臣是否真说过此话，尚无确证。即使“以俗为雅”由

梅尧臣提出，但直到陈师道才首次载于诗话。而《后山诗话》也大约作于绍圣前后。由此可见，“以俗为稚”最早见于（现存）文献乃在绍圣年间，而提及或转述此说的三位诗人正好是“元祐体”的代表作家以及“以文字为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同时也是佛禅的爱好者甚至佛门居士。因此，我们有理由把“以俗为雅”视为同时代禅悦之风影响的产物。

所谓“以俗为雅”。包括诗歌的题材和语言两方面。题材的“以俗为雅”与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有关，这一点与禅宗将印度佛教的宗教精神世俗化相类似。禅宗的实践观是自证自悟，尤其是马祖道一主张“平常心是道”，认为禅悟产生于日常的穿衣吃饭、屙屎送尿之中，更成为宗门的基本生活态度。与此相联系，禅宗公案千百条，多举日用之事。尽管北宋禅宗日益士大夫化，但这种日用的宗教实践观丝毫未受冲击，反而渗透人士大夫的生活态度中。宋代士大夫无论是阅读公案，还是与禅僧交游，都会接触到这种观念。如佛印了元禅师写信给苏轼说：佛法“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溺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5）（卷一七三九释了元《与苏轼书》）。黄庭坚也有同样的思想，其《题意可诗后》云：“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6）（卷二六）也认为“俗”与“真”的区别在于一种观照态度，以禅家的眼光去观察世俗之事，佛法之真谛无所不在。所以黄庭坚曾戏言：“诗者，矢也，上则为诗下则矢。”（7）（卷五《杂论十

三》）

”这种观照态度自然会将理俗的素材提升改造为高雅的诗材。 至于宋诗语言的“以俗为雅”，则更是受到禅宗典籍通俗活泼语

言风格的直接启示。从汉魏六朝到隋唐五代，除了杜甫等少数人之外，诗人是不允许俗字傀语人诗的。唐人刘禹锡重阳日作诗不敢用俚俗的“餻”字。因为儒家六经无此字（8）。这在唐代是很典型的。但到了宋代，人们就不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宋祁作诗嘲笑刘禹锡：“刘郎不敢题餻字，虚负诗家一代豪。”（9）（卷二四《九日食糕》）特别是到了北宋后期，俗字俚语入诗蔚成风气，而且在各种诗话中备受推崇。试看以下数则诗话：

王君玉谓人曰：“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谓之‘待伴’。尝有雪诗：‘待伴不禁鸳瓦冷，羞明常怯玉钩斜。’

待伴羞明皆俗语，而采拾入句，了无痕纇，此。获瓦砾为黄金手也。”余谓非特此为然。东坡亦有之：“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又云：“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寻医、入务、风饱、水肥，皆俗语也。又南人以饮酒为“软饱”，北人以昼寝为“黑甜”，故东坡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此皆用俗语也。（10）

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谁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11）

李端叔尝为余言：“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

人熔化耳。”（12）

我们注意到，苏轼不仅在理论上首次打出“以俗为雅”的旗号，而且以其大胆的实践成为试用俗语的领路人。值得我们探讨的是，苏轼对方言俗语的喜好究竟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

如前所述。刘禹锡不敢用“餻”字，是以儒家六经语言为标准。而在宋代，诗人已将禅宗典籍纳入自己的视野。禅宗典籍作为一种文献形式，已成为参禅士大夫的新经典，而禅宗典籍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乃是俗语言。与公案多举日用事相对应，禅门多用方俗语，其意义乃是以一种农禅的话语系统来取代佛经教门的印度话语系统。虽然这种农禅话语系统因士大夫的话语（诗句）的入侵而稍丧本色，但士大夫的诗句话语进入农禅话语系统也不得不变形为通俗的诗偈。因此，当宋代士大夫阅读禅家公案时，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便是与濡家文言完全不同的白话口语。显然，这些白话口语为宋人超越汉魏六朝、隋唐五代不敢用“餻”字的诗人提供了最好的装备，同时也因禅宗典籍的新经典地位而为诗人自由拣择街谈巷说、鄙言俗语提供了理论上的借口。特别是禅语与俗语在语言性质上有诸多共通处，因而诗人在试用时可达到相同的目的。诚如韩驹所说：“古人作诗多用方言。今人作

（13）（卷六引《室中语》）诗复用禅语，盖是厌陈旧而欲新好也。”韩驹所谓“今

人”，当指元祐以后的诗人。由此可见，北宋后期诗歌用禅语与俗语

入诗是同步的，而且禅语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方言成为宋诗人追新求奇的语言材料。

宋诗受禅籍俗语言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二是仿拟禅宗偈颂的语言风格。

晚唐五代禅宗语录出现，到两宋更是广为流传。宋人不仅编纂前辈大师的语录（包括灯录），而且记录编排同时代禅宗和尚的语要。这些语录采用了大量唐宋时期流行的方言俗语，并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征服了包括辟佛的道学家在内的士大夫。正如清人江藩所说：“儒生辟佛，其来久矣，至宋儒辟之尤力。然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夫既辟之，而又效之，何也？盖宋濡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混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人彼法矣。”（14）的确，宋代士大夫在级取禅宗精神内核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禅宗语录的语言外壳。其实，精神和语言本来就有同一性，禅宗精神是一种农禅精神，因而只能栖居于农禅话语系统之中。不仅道学家如杨时、朱熹等人的语录全用白话，而且很多参禅的诗人也常引用或仿效禅宗语录的“委巷语”。

所谓“引用”，指直接以语录中常见的词汇入诗。如苏轼《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15）（卷二二）“皮”、“骨”之喻本《景德传灯录）卷三（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达磨欲返天竺，命门徒各言所得，谓道副曰：“汝得吾皮。”谓尼总持曰：“汝得吾肉。”谓道育日：“汝得吾骨。”谓慧可曰：“汝得吾髓。”而苏轼这首诗的“前身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句中的“信手拈得”四字，也是禅籍中极常见的词汇[1]。又如黄庭坚《题竹尊者轩》诗云：“百尺竿头放步行，更向脚跟参一节。”（2）（卷一六）两句都是宗门习用语，《景德传灯录》载长沙景岑禅师偈曰：“百丈竿头不动人，虽然得人未为真。百丈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16）（卷一八《湖南长沙景岑禅师》）又“脚跟”二字亦出自《景德传灯录》，玄沙师备禅师谓雪峰曰：“老和尚脚跟犹未点地。”（16）

（卷一八《福州玄沙师备禅师》）

又“一节”二字也是宗门语，举前人一段谓之“一

则”，也称“一节”[2]。黄诗用禅语双关竹子，甚有意趣。引用宗门俗语最多的应算陈师道，他更多地把禅语运用于其他题材的诗歌，试举若干则为例：

“笔下倒倾三峡水，胸中别作一家春。”任渊注：“《传灯录》：僧问崇信曰：‘翠微迎罗汉意作么生？’师曰：‘别是一家春。’”（17）

（卷一《次韵答学者四首》其一）

“我贫无一锥。”任渊注：“《传灯录·伪山传》：香岩硕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尚有卓锥之地，今年锥也无。’”（17）（卷一《答张文潜》）

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任渊注：“雪峰禅师点胸云：‘某甲这里未稳在。’”（17）（卷二《示三子》）

“欲逃富贵疑无地。千丈竿头试手看。”任渊注：“《传灯录》长沙岑禅师偈曰：‘百丈竿头不动尘（人）……十方世界是全身。’又五泄山灵默禅师云：‘汝试下手看。’”（17）（卷六《送杜择之》）

“幸是可怜生。”任渊注：“《传灯录》：国忠师曰：·幸自可怜生。’”（17）（卷六《和黄预感秋》）

“胜日着忙端取怪。”任渊注：“着忙，盖亦俗语。《僧宝传》：杨歧会禅师问僧曰：‘一喝两喝后作么生？’曰：‘看这老和尚着忙。’”

（17）（卷六《和魏衍同游阻风》）

“似闻药病已投机。”任渊注：“《传灯录》：伏牛禅师曰：‘非心非佛，是药病对治句。’又洞山崇教禅师云：‘言无展事，句不投机。承宗（言）者丧，滞句者迷。’”（17）（卷七《和黄预病起》）

“石头路滑行能速。”任渊注：“《传灯录·道一禅师传》：邓隐峰辞师，师云：‘什么处去？’对云：‘石头去。’师云：‘石头路滑。’”（17）（卷七《和王元均贬衡州兼寄元龙二首》其一）

“四大海水一口吞。”任渊注：“四大海水之语，佛经多有之。《传灯录》：马祖谓庞居士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

（17）（卷八《答黄生》）

“复作骑驴不跨驴。”任渊注：“丛林谓参禅人有二病：一是骑驴觅驴，二是骑却驴不肯下。识得驴，骑却不肯下，此一病更是难医，若解放下，方咦作无事道人。后山此句岂谓是耶？ （17）（卷九《骑驴二首》

其一）

“逢场作戏真呈拙。”任渊注：“《传灯录·马祖道一传》：邓隐峰辞师云：‘石头去。’师云：‘石头路滑。’对云：‘竿木随身，逢场作戏。’”（17）（卷一○《再和寇十一二首》其一）

“可能略不解春意，只有寻枝摘叶人。”任渊注：“《传灯录》：僧问风穴云：‘寻枝摘叶即不问，如何是直截根源？’” （17）（卷七一○

《三月二十二日榴花盛开戏作绝句》）

“截水无留影。”任渊注：“天衣怀禅师语曰：‘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涵影之心。’”（17）（卷一一《雁二绝句》其

二）

“往来成一老，犹在丰涂中。”任渊注：“雪窦硕云：‘如今要是黄头老，刹刹尘尘在半涂。’”（17）（卷一一《山口》）

以上只是有关僧寺题材以外的作品中禅语的运用情况，至于僧寺题材中的禅语更是连篇累犊。江西诗派的作品，大都有类似的情况，包括评论“今人作诗复好禅语”的韩驹，自己也未免此习。杨万里、范成大那些通俗的诗篇。也从禅宗语录中受益不浅。比如杨万《竹枝歌》有“须遣拖泥带水行”之句，“拖泥带水”四字就是禅宗灯录中常见的话头，承天惟简禅师日：“师子翻身，拖泥带水。”（18）（卷一五《承天惟

简禅师》）

又如范成大的《催租行》“聊复偿君草鞋费”中的“草鞋费”，

最早也见于禅宗语录，南泉普愿禅师云：“浆水钱且置，草鞋钱教阿谁还？”（16）（卷八《池州南泉普愿禅师》）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可见，以禅语人诗和以方俗语人诗之间确有一种对应关系，甚至有时就是一回事。

除了语录、灯录外，禅宗偈颂也对宋诗的通俗化倾向有一定影响。张伯伟指出，宋代的论诗诗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受到禅宗偈颂的影响

（19）

，这个看法很有道理。事实上，不仅论诗诗，宋代很多其他诗作

也与偈颂形式有关。在宋代几位“以文字为诗”的作家的诗集中，都能发现一些直接从偈颂演化而来的作品。

所谓偈颂，最早见于佛经，是由印度佛经原典中的“伽陀”（诗颂）翻译而来。翻译之初，译者为了传播经典时便于口头宣讲，同时也限于自身的文化水平，于是有意采用了一种接近口语的文字，并按诗坛流行的诗歌形式，创造出这种似诗非诗的文体。由于偈颂具有通俗易懂、便于记诵的特点，因而比佛教经藏的其他任何部分都易于为以下层农民为主的禅宗队伍所接受。由于佛经中的偈颂受原典文体及翻译水平的限制，往往佶屈聱牙，所以唐代的禅师进一步使之与诗歌相结合，改造成更为押韵顺口的诗偈。从整体上看，由于禅偈是用来说教示悟、阐明禅理的，与诗的功能不同，所以，无论晚唐以后直到宋代的禅偈如何日趋精美，日益诗化，那些保持着佛典偈颂通俗语言风格的禅褐仍被视为真正具有“禅家本色”，它那种因机致教、贵在简捷、不假雕饰的作风，仍常为参禅者所仿效，并引起习禅诗人的兴趣。在唐代白居易的诗中，已能见到一些类似禅偈的作品，但总体而言，唐代诗人并未对偈颂真正发生兴趣，历经五代直到北宋中叶，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而在熙宁禅悦之风大盛之后，仿禅偈为诗蔚然成风，特别是汾阳善昭禅师创立的颂古，经雪窦重显禅师的提倡风行丛林后，对士大夫的影响更大，“参雪窦下禅”已成为舞文弄墨的诗人的重要取向，而参雪窦禅的重要本领就是要会作颂古。总之，北宋后期很多诗人都对偈颂这一文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作出不少仿拟和改造的尝试。试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人的作品为例：

我行天即雨，我止雨还住。雨岂为我行，邂运与相遇。

寒时暖处坐，热时凉处行。众生不异佛，佛即是众生。（20）（卷四

《题半山寺壁二首》）

一切法无差，水牛生象牙。莫将无量义，欲觅妙莲华。（20）（卷四○

《题徐浩书法华经》）

月入千江体不分，道人非复世间人。钟山南北安禅地，香火他时供两身。（21）（卷四三《记梦》）

眼前扰扰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要识吾师无碍处，试将

烧却看嗔无。

眼睛心地两虚国，胁不沾床二十年。谁信吾师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15）（卷二二《子由作二颂颂石台长老问……予亦作二首》）

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

何处觅寒温？[3]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15）（卷二三《赠东坡总长老》）

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15）（卷四五《东坡居士过龙光留一偈》）

富贵何时润骷髅，守钱奴与抱官囚。太医诊得人间病，安乐

延年万事休。

无求不着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乐法，听取

山谷老人诗。

一病能恼安乐性，四病长作一生愁。借问四休何所好？不令一点上眉头。（2）（卷一九《四休居士诗》）

五贼追奔十二宫，白头寒士黑头公。明朝一饭先书籍，安用

研桑作老翁。

万般尽被鬼神戏，看取人间傀儡棚。烦恼自无安脚处，从他鼓笛弄浮生。（15）（卷一三《题前定录赠李伯牗》）

迷时今日如前日，悟后今年似去年。随食随衣随事办，谁知佛印祖师禅。（22）（卷下《杂诗》）

以上这类似诗似偈的作品在王、苏、黄诗集中还能找出不少。这些当然算不上好诗，但偈颂以形象说理的写作手法和通俗简朴的语言风格无疑也给他们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可以发现一些既具偈颂风格又富有诗意的佳作，如王安石的《即事二首》：“云从钟山起，却人钟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20）（卷四）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15）（卷二三）又《题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15）（卷四七）黄庭坚的《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其一：“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21）（卷一七）这些诗或说理深刻，或禅趣盎然，或感慨深沉，吸取了禅偈的长处。如黄庭坚的诗显然脱胎于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而悟道所作之佩“三十年来寻剑客，几逢落叶几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16）（卷一一《福州灵云寺勤禅师》）

而黄诗中的“从此春风春雨后”两句，既表现出

一种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又包含着一种滴居天涯的沦落之感，其浓郁的诗情显然非志勤禅师偈所可比。

值得注意的是，王梵志和寒山、拾得的诗，也受到宋人的推崇，无论是禅僧还是居士，都表现出对王梵志和寒山、拾得的浓厚兴趣。王梵志的诗最早大量借鉴偈颂的形式，大约是为了更好地向下层平民宣传佛教思想，用偈颂的通俗来改造诗的表达方式。他的诗大胆泼辣，平易通俗，很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如敦煌写本《佛书》一则：“经云：‘此身危脆，等秋露朝悬。命若浮云，须臾散灭。’故王梵志诗云：‘此身如馆舍，命似寄宿客。客去馆舍空，知是谁家宅？’又云：‘人

是无常身。’”（伯3021）王梵志的诗显然是佛经文字更通俗易懂的形象化的表述。后来禅师们向大众说法。常引用王梵志诗，如范摅的《云溪友议·蜀僧喻》下记载，南泉普愿禅师的嗣孙玄朗上人，“或遇高才上智者，则论六度迷津，三明启道，此灭彼住，无荣绝辱也。或有愚士昧学之流，欲其开悟，别吟以王梵志诗。”又如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记载，无住禅师“寻常教戒诸学道，恐著言说，时时引稻田中螃蟹问众人，不会，又引王梵志诗：‘慧心近空心，非关髑髅孔。对面说不识，饶你母姓董。”’（见伯2125，斯0516）可见，王梵志诗在文化素养较差的“愚士昧学”僧俗之众中很有市场。王梵志当然不能算禅僧，但他的诗对禅偈的语言风格影响很大，如京兆重云智晖禅师临终之偈云：“我有一间舍，父母为修盖。住来八十年，近来觉损坏。早拟移住处，事涉有憎爱。待他摧毁时，彼此无相碍。”（16）

（卷二○《京兆重云智晖禅师》）

这里的比喻与前引王梵志“此身如馆舍”的诗句如

出一辙，人生无常的感慨化为禅宗的无憎爱、无障碍的超脱，比王梵志诗多了点对命运开玩笑的诙谐幽默。

寒山、拾得似乎比王梵志更自觉地借鉴偈颂这种新文体，力求浅俗自然，不避理俗粗朴。寒山有诗云：“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23）（卷八○六）拾得更公开声明：“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23）（卷八○六）他们明白自己的诗在士大夫眼中不登大雅之堂，但仍为有意提倡一种新风格而感到自豪。寒山、拾得之诗和王梵志诗一样，对禅僧的偈颂有重要影响。特别是晚唐曹洞宗大师曹山本寂“注《对寒山子诗》，流行寓内”（24）（卷一三

《梁抚州曹山本寂传》）

，寒山诗几乎成为禅宗的新经典。到了宋代，禅门中出

现了一股“寒山子热”。禅师不仅把寒山诗作为参禅悟道的工具，如天钵重元禅师一览《寒山集》，“即慕参玄”（18）（卷一五《天钵重元禅师》），作为上堂示众的法语，如灵隐惠淳禅师上堂即引寒山“吾心似秋月”诗

（18）（卷一六《灵隐惠淳禅师》）

，而且作为禅籍引用的至理之言，如《宗镜录》、

《碧岩录》中引用寒山诗多首，阐明禅理。更引人注目的是，寒山诗成为宋代禅师诗偈摹拟的主要对象。颂古的创制者汾阳善昭也是今存最早的《拟寒山诗》的作者，《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下收其《拟寒山诗》十首[4]。另一颂古作者雪窦重显也有《拟寒山送僧》诗传世（25）

（卷五）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慧林怀深慈受禅师所作《拟寒山诗》一百四正因为王梵志、寒山诗与禅宗的偈颂关系密切并为禅宗典籍（包

十八首（26），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

括语录、灯录）广泛称引，所以也在参禅的士大夫中引起较大反响。宋诗人对王梵志、寒山诗的兴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摹仿拟作。最著名的莫过于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二十首[5]，试录其二首以见一斑：“我曾为牛马，见草豆欢喜。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我若真是我，只合长如此。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己。”（其二）“傀儡只一机，种种没根栽。被我人棚中，昨日亲看来。方知棚外人，扰扰一场呆。终日受伊漫，更被索钱财。”（其十一）前一首阐明反观自性、不依外物的禅理，后一首阐明人生如梦、万法皆空的禅理，形象生动，口吻俏皮，而寓意深刻，仿寒山诗惟妙惟肖，诚如刘克庄所言：“半山大手笔，拟二十篇殆过之。”（27）（卷二）苏轼诗集中也有八首为人所忽略的拟寒山之作，其《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诗引云：“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使其徒卓契顺来惠州，问予安否，且寄《拟寒山十颂》。语有璨、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吾甚嘉之，为和八首。”（15）（卷三九）守钦所作既为《拟寒山十颂》，苏轼的和作当亦仿效其体，试看其八：“净名毗耶中，妙喜恒沙外。初无来往相，二士同一在。云何定慧师，尚欠行脚债。请判维摩凭，一到东坡界。”这说明寒山诗通过禅僧与士大夫的交往，已进入士大夫创作摹仿的视野。

其二，称引赞扬。如王梵志有一首诗：“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黄庭坚云：“既是馅草，何缘更知滋味？”苏轼改之为“预先以酒浇，且图有滋味。”[6]王梵志的《翻著袜》诗也颇为宋人称道，此诗最早见于黄庭坚的品题：“‘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一切众生颠倒，类

（6）（卷三○《书梵志翻著袜诗》）

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黄庭坚将“翻

著袜”引申为背世俗之说而创真见的处世原则。南宋陈善更进一步将其引申为文学创作原则：“文章虽工，而观人亦自难识。知梵志翻著袜法，则可以作文；知九方皋相马法，则可以观人文章。（28）（下集卷一《作

文观文之法》）

寒山诗更受到宋人的高度评价，特别是黄庭坚论诗，“以寒

山为渊明之流亚”（29）（卷二七《又<跋山谷>诗》）。黄龙祖心（宝觉）禅师曾命黄庭坚和寒山子诗，庭坚允诺，但一直未著一词。后来见到祖心，庭坚

日：“更读书作诗十年，或可比陶渊明；若寒山子者，虽再世莫能及。”祖心以为知言（30）（卷二○）。黄庭坚曾多次手书寒山诗，大抵是取其警世劝俗之用。他在《跋寒山诗赠王正仲》中称寒山诗“此皆古人沃众生业火之具”（31）（卷八），又在《示王孝子孙寒山诗后》中说：“有性智

（32）（卷二三）者，观寒山之诗，亦不暇寝饭矣。”由于他经常书写寒山诗，

以至有人竟将其墨迹收人其诗集，如《山谷别集诗注》卷上《杂吟》云：“城中蛾眉女，珂佩响珊珊。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长歌三日绕，短舞万人看。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史季温注：“此诗亦见寒山子诗集中，恐非山谷作。”这当然不是“夺胎换骨”的产物，其原因正如刘克庄所说：“岂谷喜而笔之，后人误以人集歟？”（27）

（卷二）

朱熹也喜爱寒山诗，曾“偶诵寒山数诗”，并认为如“城中蛾眉

女”一类诗，“煞有好处，诗人未易到此”，评价极高（33）（卷一四○）。陈师道论诗提倡“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34），黄庭坚论诗推崇“不烦绳削而自合”（6）（卷一九《与王观复书》），朱熹论诗主张“真味发溢”，自然流露（35），寒山诗的朴质真率因此而颇受宋人青睐。刘克庄有段话可作为代表：“余每谓寒山子何尝学为诗，而诗之流出于肺腑者数十首，一一如巧匠所听，良冶所铸。惟大儒王荆（公）拟其体似之，他人效攀，不公近傍也。”

（35）（卷九八《勿失集序》）

他又高度评

价寒山诗“粗言细语皆精诣透彻，所谓一死生、齐彭殇者” （27）（卷二）。此外，宋人如许顗《彦周诗话》、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等等，也对寒山诗颇为称道。

其三，借用点化。先看王梵志诗被搬用的情况，如陈师道《卧疾绝句》云：“一生也作千年调，两脚犹须万里回。”（27）（卷四）此即点化王梵志诗“人是黑头虫，刚作千年调。铸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中的第二句[7]。南宋范成大《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云：“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37）（卷八）上句采用的是陈师道点化过的那首诗，下句采用的是黄庭坚称赞过的“城外土馒头”一诗。寒山诗被搬用的情况更多，如黄庭坚《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其八“皮毛剥落尽，唯有真实在”两句（2）（卷一四），就完全是化用寒山“有树先林生”一诗结尾“皮肤脱落尽，惟有真实在”两句[8]。又如陈师道《次韵苏公西湖徙鱼三首》其三“拆东补西裳作带”（17）（卷三），明显是从寒山诗“与道殊悬远，拆东补西尔”化出。又如张扩《诗社近日稍稍复振》“欲求换骨诀。如仰射空箭”（38）（卷一），点化的是寒山诗“但看箭射

空，须臾还堕地”。又曾季貍云：“吕东莱（本中）诗‘非关秋后多霜露，自是芙蓉不耐寒”盖用寒山拾得‘芙蓉不耐寒’五字。”（39）

由搬用禅宗语录、偈颂和王梵志诗、寒山诗中的俗语词句出发，宋诗人进一步对使用禅典佛典以及俗谚产生了强烈兴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中，随处可见宗门典故和佛经中事典、语典，尤其是《华严经》、《楞严经》、《维摩经》中的典故，使用频率极高。仅以黄庭坚为例，用释典的就有：“龙象”、“乞香饭”、“顶螺”、“钠衫”、“法喜”、“同条生”、“无钩狂象”、“露地白牛”、“三昧”、“化身”、“伽黎”、“芭蕉观身”、“有不病者”、“马祖”、“四梵”、“三千世界”、“十二因缘”、“声闻”、“般若”、“兔角龟毛”、“庭前柏树”、“海潮音”、“梦幻”、“浮山九带”、“折脚档”、“少林”、“开士”、“苇林”、“莲生淤泥”、“嗔喜性”、“心猿”、“心花照十方”、“曹溪味”、“祖印”、“醯罗”、“五味禅”、“师子吼，，、“菩提坊”、“病维摩”、“香岩”、“遍参”、“降魔大圆镜”、“秘密藏”等等[9]。

至于俗谚的使用，尤以陈师道最为突出，苏、黄及江西诗派中人也不时为之。庄绰指出：“陈无己诗亦多用一时侄语，如：‘昔日剜疮今补肉”‘百孔千疮容一罅”‘拆东补西裳作带”‘人穷令智短”‘百巧千穷只短檠”‘起倒不供聊应俗”‘经事长一智”‘称家丰俭不求余”‘卒行好步不两得”皆全用四字。‘巧手莫为无面飥’（巧媳妇做不得无面托），‘不应远水救近渴’。‘谁能留渴须远井’（远水不救近渴），‘瓶悬瓽间终一碎’（瓦罐终须井上破），‘急行宁小缓’（急行赶过慢行迟），‘早作千年凋’（人作千年调，鬼见拍手笑），‘拙勤终不补’（将勤补拙），‘斧斫仍手摩’（丈斧斫丁手摩娑），‘惊鸡透篱犬升屋’（鸡飞狗上屋），‘割白鹭股何足难’（鹭鹚腿上割股），‘荐贤仍赌命’。而东坡亦有‘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皆世俗语。如‘赌命’、‘软饱’犹可解。而‘黑甜’后世不知其为睡矣。”（40）黄庭坚诗中也有类似例子，《复斋漫录》日：“谚云：‘情人眼里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鹅毛，物轻人意重。’皆鄙语也。山谷取以为诗，故《答公益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草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最为得。’《谢陈适用惠纸》云：‘千里鹅毛意不轻。’”[10]又如《寄上叔父夷仲三首》其三‘·百书不如一见面”（2）（卷八），虽出自《汉书·赵充国传》“百闻不如一见”，

但这在宋代已成为俗谚。宋诗中俗谚的运用与禅籍、王梵志、寒山诗的启示分不开，如上举陈、黄诗中所用俗谚，“拆东补西裳作带”出自寒山诗，“早作千年调”出自王梵志诗，“割白鹭股”、“千里鹅毛”、“百闻不如一见”则都为禅门所用（41）。更重要的是，禅籍、王梵志、寒山诗那种以俗谚阐明禅理的表达。为宋诗人的“以俗为稚”提供了新的思路。

必须指出的是，宋诗人的“以俗为雅”并非旨在提倡一种白话诗，而只是把禅语和俗语作为一种对抗诗歌意象语言老化的新材料。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禅语、俗语后面蕴藏着的早期农禅运水搬柴式的宗教实践精神，而只是把它们视为迥异于传统士大夫话语系统的新鲜的语言文字资源。在宋诗人看来，当这些禅语、俗语侵人典雅精美的诗歌词语系统之时。立即以其非诗化的形态带来一种新鲜的刺激力，这一点恰巧可以医治传统诗歌陈言充斥之“俗”。就宋人的认识来看，禅语、俗语除了开拓了诗歌表意所需的语言材料外，至少还有三点意义：

其一，使诗歌产生谐谑的趣味，如黄庭坚《乞猫》诗云：“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禅。”（21）（卷七） “衔禅”即用俗语，指猫。陈师道《后山诗话》称此诗“虽滑稽而可喜，千载而下，读者如新。”

其二，俗语和雅语的相互背衬，使诗歌语言获得一种对立冲突的张力，正如惠洪所说：“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脱颖不可干之韵。”（42）（卷四）显然，“间用方言”并非主张诗歌语言通俗化，而是将其视为使诗歌充满力量（健）和生命（气）的有效手段。

其三，可使诗歌剥落浮华的辞藻，获得古朴高雅的意味。张戒指出：“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43）粗俗语是诗歌返朴归真、重臻古典境界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一点上，禅语、俗语所显示出来的语言风格与宋人推祟的诗家典范陶渊明、杜甫某些语言风格是一致的。

尽管“以俗为雅”的审美情趣指向的是“雅”，但毕竟在客观上诱发了宋诗对方言俗语的重视，杨万里的诗歌正是在这个口号的指引下走上了通俗化的道路，以至于后人这样评价说：“用俗语人诗，始于宋人。而莫善于杨诚斋（44）（卷四）可以说，在唐诗语言向宋诗语言的转型中，禅籍俗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注释：

[1]如《碧岩录》卷一第七则《慧超问佛》：“于一毫头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纵八横，于法自在自由，信手拈来，无有不是。”

[2]参见《禅语辞书类聚》第3册《碧岩录不二钞》第33页，日本京都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印行。

[3]参见《苏轼诗集》仁卷二三：“余过温泉，壁上有诗云：‘直待众生总无垢，我方清冷混常流。’问人，云：‘长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圆通。亦作一绝。”

[4]见《大正藏》第四十七卷。案：《大正藏》将这八十句诗通排为一首，误，当为十首五言八句之诗组成。

[5]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又见《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四。 [6]见《冷斋夜话》卷一○《读传灯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六引山谷云：“王梵志诗云：‘城外土馒头……’己且为土馒头，尚谁食之？今改‘预先着酒浇，使教有滋味。”’据此则为黄庭坚自己改诗，与《冷斋夜话》所记不同。但释晓莹《云卧纪谭》卷上所载亦谓“东坡为易其后两句”，且又载圆悟克勤的改作，今从其说。

[7]任渊注引此诗谓是寒山子诗，恐误。又此足见宋人往往把王梵志诗和寒山诗看成是同类的白话诗。

[8]所引寒山诗，见《全唐诗》卷○六。下同。

[9]其中部分释典统计参见陈植锷《诗歌意象论》第3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0]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一引，又见《山谷外集诗注》卷一○《长句谢陈适用惠送吴南雄所赠纸》史容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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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讯地址：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四川 成都 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