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 可以发现, 农民工收入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而缺乏异质性社会资本，缺乏对城市社会规范的认同，以及个人的小富即安的价值观等因素阻碍了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增长，需要通过培育异质性社会资本等方式促进农民工收入提高。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 增收措施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流动模式转换形成了重大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得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自主经营权，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因此显著提高，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加上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农村居民流向城市的制度壁垒日渐松动，国家逐渐放松农民进程务工的限制，农民开始由农业转入非农业，由农村流入城市，由全职农民变成兼业农民，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潮。
但由于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农民，所从事的工作也主要是体力活（如建筑业)，难免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城市对农民工流动呈现出“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特征，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连工资水平也偏低，不得不游走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
据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 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长11.8％，虽然增长幅度较大，但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辛勤劳动后为何得到的薪酬并不理想，这值得我们深思！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它是指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甚至国家）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社会资本的来源取决于其拥有者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往、互动以及非正式的规范等。
对于个体或群体而言，一旦拥有社会资本便可获得社会支持，便获得了上层流动的机会。社会资本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支持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任何个体或群体都是通过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以个体或群体自身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关系圈，从而通过这个关系圈获得支持和帮助。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资本不仅影响其人际协调能力，更影响其劳技素质。
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关系为取向，在中国一个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获得社会资源的数量和途径，以及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社会资本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当一个人缺乏有效的社会资本的支持时，他的自我发展和经济收入也就受到了限制。
首先，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的变化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依据社会资本的性质，社会资本分为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同质性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关系网络的构成以熟人为主体,把有共同的邻居、民族、宗教或家庭关系的人整合为紧密的社会关系,将之细分为家族型社会资本、宗族型社会资本、亲族型社会资本、乡土型社会资本、情感型社会资本等，具有一定的先赋性、封闭性和内聚性。异质性社会资本往往基于现代法理因素而建构，如基于业缘或趣缘关系建构的同事型社会资本、同学型社会资本、战友型社会资本、兴趣型社会资本，也有基于某一公益目的或行业利益目的而形成的，如现代公民型的各类社会团体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各类行业协会、社区共同体等法理型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各阶层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的重要阶层，其拥有的社会资本正由缓慢的由同质性转变为异质性。而对于农民工来说，有效的社会资本就是趋于稳定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逐渐扩大的异质性社会资本。
由于农民工游走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他们可能同时拥有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农民工的同质性社会资本是在血缘、姻亲和地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早已由封闭的、不流动的状态变为半封闭半开放的状态，也由传统的血缘等级（由先赋性因素决定的个人所在的等级和地位）逐渐转化为阶层分化（社会开始靠后致性因素趋于公平的分配资源），农村社会有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但在转变过程中，农民所能获取的信息资源依然有限，社会网络圈子狭小，他们往往在亲朋好友的带动下一起去城市打工，到了
城市也只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圈子里交流。 狭小的农村社会网络使得他们无法获得良好的工作机会和收入。
农民工进入城市一段时间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后也会拥有一定的异质性社会资本。为了获得更好的社会流动，他们往往会扩大原来在农村的依靠血缘、姻亲和地缘建立起来的封闭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不仅仅要依靠亲友，同乡维持自己的部分同质性社会资本（在家乡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尚无法维护），更要去了解城市的开放性，契约性和法制性特征，努力去通过互动、交往去培育组织，契约等异质性社会资本，这也促进了农民工内部的分化。但实际上拥有良好的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只有少部分农民工，大部分农民工仍然固守着同质性社会资本不愿改变，异质性社会资本很少甚至缺乏，也就失去了很多能提升自己收入水平的机会。
因此农民工有效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农民工收入水平偏低的因素之一。
其次，农民工缺乏对城市制度规范的认同。农民工以前长期生活在农村中，以伦理为本位的当代农村社会虽然已经渐渐像民主契约本位转变，但伦理本位仍然占据主要位置，农民工在农村社会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而到了城市社会除了对以民主契约为本位的制度规范不了解外，更加不适应，他们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的工资与付出的劳动是否对等，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制度规范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工资水平，再加上老板的故意克扣，不公平待遇等因素，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偏低。
最后，农民工个人的价值观影响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具有生产的不可模仿性。社会资本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制度的沉淀，即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规范、情感等；它是社会大众或绝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观体系和文化资源，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环境。农民工在身份上仍然是农民，他们自小在农村生活，与土地打交道，本性温良，小富即安，向往确定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社会流动的机会，并相信种瓜得瓜（有努力一定有收获）。大部分农民工到了城市也只是安守本分，踏实工作，希望按时拿到工资，并没有考虑到自己应得工资是多少，也没有考虑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提升工资水平，这种略显机械的价值观使得农民工收入水平偏低。
综上所述，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不高受到了有效社会资本的缺失，对城市社会规范的认同感缺失，以及个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对此，我们既要巩固和维护同质性社会资本，通过定期和季节性返乡来促进乡土社会资本和情感社会资本的发展，也要培育异质性社会资本，通过扩大自己的交往圈，与城市的居民进行实质性的交往来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既要参与相关培训，增加对城市的了解和对城市的认同感，也要保持对农村社会的认同感，为自己的就业等作出理性的选择。既要提升个人的价值观，也要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如考取资格证等，使自己更有能力胜任工作，并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促进增收。
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个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生存的群体，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促进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培育，既有利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促进城镇一体化的发展。这就更需要我们大家去认同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努力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促进农民工的有效的社会资本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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