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历史意义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5-01-16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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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5-01-22 20:26

太学，起始于西汉武帝时期，于东汉达到鼎盛，历经曹魏、西晋，至北朝末年衰落，历时六、七百年，成为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

西汉武帝创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开创弟子员制度，至西汉末年，太学人数仿孔子弟子三千，设立三千员。王莽时期，天下大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东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后，即先兴文教，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起营太学，访雅儒，采集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立五经博士。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建太学，距皇宫8里，学业重开。刘秀多次亲幸太学，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并物质奖励博士弟子以劝学。明帝时，据《后汉书》儒林传和樊准传载：明帝“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太学声誉日高，匈奴亦遣人来洛阳学习。因为入学者多，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屋舍以授其业。安帝时，“薄于艺文”，学宫颓废。顺帝继位后采纳翟酺建议，修缮太学，开拓房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讲堂长十丈、广二丈（一说三丈）。竣工后，将试明经下第者全部补入太学，并大量吸收公卿子弟为诸生，还破格招收有成就的童子入学。自此，各地负书来学者云集京师，学生人数大增。顺帝死后，在梁太后执政期间，太学更获得迅速发展。她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并规定每年以春三月、秋九月举行两次乡射大礼，以太学生充当礼生，盛况空前。自此，游子日盛，学生人数猛增至三万多。然而，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国子监之太学门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书字以全私文者。为此，灵帝在熹平四年诏令当代名儒蔡邕、马日磾等正定五字，由蔡邕以八分隶书书写刊刻于碑以相参检，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共四十六枚，“骈罗相接”，立于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樟，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卒看守。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太学之盛，于此为美。宋苏轼曾赞誉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把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景象表达得淋漓尽致。

自董卓之乱，太学被毁，典策文章，竟共剖散。魏文帝曹丕称帝后，才又扫除太学灰碳，补石碑之缺，备博士员，开始招收弟子。至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又以古文、篆、隶三体刊刻石经《尚书》、《春秋》二部，以供取正。太学自曹魏在废墟上重建，至晋武帝时再次“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并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对学校各级，下及学生、乐工，厚施丰备。“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此即《三临辟雍碑》，太学再次发展进入高潮时期。西晋灭亡后，太学复又被毁。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才又重建太学，连同国子学、四门学、小学，设博士达四十人之多。由此，经术弥显，学业大盛。培养的人才也年年相逾。直到北魏为东、西魏，太学在洛阳才告衰落。

在教育上，洛阳太学之所以显示出勃勃生机，当来源于对三代教育的借鉴和在文化被禁锢后力量的迸发。夏、商、周三代主要是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师长多为退职，缺乏青春活力。而当时又是“世卿世禄”的，对教育的需求只是维持而不是发展。春秋时期社会正在发生根本变革，对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也终于冲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私人讲学之风。至战国，更出现了学术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诸家相较，儒家以有孔学六经而尤为显赫。至秦专崇法家，焚书坑儒，对文化的摧残、禁锢，使教育向前冲击的力量暂时隐藏起来。当汉代尤其是在东汉敦倡儒学的条件下，这种力量便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东汉的太学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对以往教育弊端的抗击和对于曾被遏制的教育革新的继承和发扬。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汉代始设于京师。汉武帝时，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